夏衍集邮的那些故事

  祖父(夏衍)属于中国第一代集邮家。从1914年在杭州念中学起,到1991年把邮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集邮生涯长达77年。然而,祖父自谦,从来不说自己是收藏家,连集邮家也很少提及。他总说:“人是要有些爱好的”,与他从事的其他门类,如电影、戏剧、文学等正业相比,集邮是业余的,相对低调。

  我觉得祖父的邮品收藏中,最重要的就是“大、小龙”、“红印花”和日本实寄封了。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的应该就是他全部的邮品收藏了。

  在“文革”期间,有人说他“集邮是搞特务活动”。我祖父曾说:“他们把我的邮票全部抄去,一枚一枚地放在灯光下照来照去,当然是什么也照不出来。这样,集邮也居然成了‘反革命’罪证。”那时候,祖父急中生智,提出让文化部封存这批邮票,终于把它们保存了下来,在“文革”之后又发还了。

  祖父藏邮中的日本实寄封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这部分收藏品的价值尚未得到充分的开发和挖掘。我祖父自1920年起留学日本7年,为这批邮票及古封片的收集提供了机会和条件。水原明窗是日本当代的集邮大家,也是我祖父的邮友,他多次到家里看望过我祖父,两人用日文交谈、品邮,水原先生对我祖父的日本古封片非常向往,曾开玩笑地提出要用一队丰田车换一张,我祖父听后哈哈大笑,“交易”显然没有谈成。水原说过,“如在日本,您早就是大富翁了”。在我祖父1991年向上海博物馆捐赠的这套日本古封片集里,第一张是明治七年(1874年)实寄日本邮政明信片,而水原明窗1990年寄给他的,印有象征中日友好梅花和樱花图案的纪念封是最后一张明信片,时间跨越了100年。

  他重要的收藏包括邮票和书画两部分。其中邮票收藏的价值在上海博物馆专家的帮助下,得到了挖掘。而我认为他的藏画的价值一点儿都不比邮票的分量轻。

  他对文物产生兴趣,是在1955年到文化部赴任之后,忙里偷闲,常常去逛琉璃厂,逐渐开始了自己的收藏。我的理解,他的收藏在心理上有着三个层次的递进:首先,是个人的兴趣爱好。譬如说他喜欢文人画,喜欢扬州八怪和齐白石,因为他们身上的“奇”和作品的“怪”,代表了中国画的革新。其次,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文化部“十年作吏”。为缓解工作和政治上的压力而“苦中作乐”。最后,就是收藏的境界,为防止文物的流落失散,用个人的力量进行收集,最终回馈国家和社会。祖父曾说过:“此等身外之物,送请国家保存……我当时收藏这些东西,除了个人爱好之外,也有一点怕文物流失到外国的意思。和我同时跑琉璃厂的人,如田家英、邓拓、李初梨等,都有这种想法。所以献出之后,就算了却一场心事也。”

  纳兰性德的手札长卷是我祖父于1961年在北京琉璃厂发现的,当时正好收到一笔2000元的稿酬,于是用这笔钱买下。“文革”中被抄走,下落不明。1978年落实政策后失而复得。那时我祖父说过“其他的东西不见了无所谓,但纳兰性德一定要追回”的话,他还跟我说:“最后是在毛家湾找到的,陈伯达拿去‘孝敬’了……”1989年4月,他写信给上海的老部下方行同志:“我收藏的纳兰性德书简卷,打算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因此公书简,除我的二十几通外,国内只有‘上博’尚有数通也。……这是海内孤本,还是让国家保护为好也。”可见,他的这次捐赠依然是基于一贯“集成”的思想。

  在他的书画收藏中,扬州八怪的作品他都有了,还有大量的齐白石的作品。他书画收藏的主体是文人画。为什么是文人画?我认为这与他从小生活的环境与气息是密切相关的。

  如今,我们在浙江的一处故居,被拆了又重建。我认为这样做是一次很大的破坏,因为这就把他童年生活的历史气息都破坏了。比如,有一个池塘,是他小时候钓过鱼的,有一次还掉进去差点淹死,我之前去还看见过,重建之后没有了。我曾要求把老宅的砖头保存好,但最后还是都被扔了,只有在我家里还留着有一块……这处五开间三进深房子在他的文章里写到过很多次。他从小的生活的环境的气息,和他的文学艺术创作及对艺术的价值判断和收藏都有密切的关系。这处老宅拆了之后,关于这种气息的实物就没有了,我们就只能从他的收藏和他的文字里去看、去读了。

  我觉得他喜欢文人画这种“破”与“立”的状态,他几乎把文人画重要流派、重要画家的作品都收集全了。而他喜欢齐白石的原因,我觉得也是与其童年的成长有关系的。

  祖父晚年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一是回忆录的写作,二是捐赠了自己的收藏。在1990年代,他对自己的藏品做了一系列妥善的处理并完成了其生前的捐赠。

  祖父的晚年有一次在家里看一张别人的老古董邮票,估出了几十万的天价,但同时说:“这家人祖上是大藏家,有好东西,可惜他的后人不懂,流散了……”他对我讲: “这些东西,是不能估价的,无价,留给你们没有好处……”“集之不易,不能分散”是他收藏的核心思想,并且一以贯之了几十年。

  在生前,祖父挑出最好的一批邮票和字画捐赠给了国家,这批东西都是他认为应该最优先妥善处理的,其中书画即包括扬州八怪和齐白石的大量作品。

  祖父曾说:“上海在集邮和鉴赏邮品上,是全国之冠。我集邮不多,但大多得之于上海。”在1990年代,他陆续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了清人纳兰性德手卷和全部邮票,因为他觉得上海是藏邮全国第一的地方;向浙江博物馆捐赠扬州八怪、齐白石等书画94件,因为他觉得浙江是书画重镇;向上海图书馆捐赠了手稿和文献资料;将几乎全部的图书捐给了现代文学馆。后来,我们又把他的手稿等文献资料捐给上海图书馆,把日常生活用品捐给纪念馆,即是夏衍旧居。我觉得,我们家的捐赠处理得比较好,各种不同类别的东西都找到了归宿。

  有一个值得一说的细节是,在他捐献的字画上都盖了一枚齐燕铭刻的印章:“仁和沈氏曾藏”,仁和是杭州,沈是他的本姓,不留全名,是曾藏而不是珍藏,都表明了他不贪功、不占有的态度。由此可推见,他从收藏之初就萌生的捐献意识从未改变过。

  目前,我很希望能把他的藏品整合起来做一次巡展。上海博物馆杨志刚馆长说这次的邮票展会做巡展,而陈克伦副馆长说纳兰手卷也将会拿出来展示。我觉得,有机会的话,捐赠给浙江的书画包括其中非常好的一批扬州八怪的作品与捐赠给上博的邮票和纳兰手卷一起做一次联展就更好了。 (作者系夏衍孙女,本文根据作者在上海博物馆讲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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